（本文是陆建德为朱利安·巴恩斯《终结的感觉》所撰导言，该书2012年8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不变的自我往往是美好的虚构。我们不少成语（如白璧无瑕、怀瑾握瑜、怀真抱素、泥而不滓）都强调人的恒定性，《离骚》里的诗人还自称“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楚辞中有很多类似的表述，比如《怀沙》：“内厚质正”；“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彩。” ）“内美”指先天的品质，是一种先于社会与历史的完足，就像橘树的基因一般。其实自我受制于时间，通过回忆不断生成变化。如果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理解有所不同，那么回忆在发挥关键作用。朱利安•巴恩斯（1946—）的《终结的感觉》是一部回忆之书，它既是在回忆中写成，也是对回忆的心理特点的探究。小说叙述者对过去的理解变了，对自己的认识也变了。“我是谁？”这一问题不仅在无形中引导主人公与自己的搏斗，也在每一位读者的耳边回响。
回忆是一口深井。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在《个人的诗泉》里写道：有的浅井闪过访问者的脸庞，而“有些井发出回声，用纯洁的新乐音/应对你的呼声”。两种不同的井象征了不同的回忆目的，一种是自恋式的，另一种是为了发掘：
去拨弄污泥，去窥测根子，
去凝视泉水中的那喀索斯，他有双大眼睛，
都有伤成年人的自尊。我写诗
是为了认识自己，使黑暗发出回音。
但是“拨弄污泥，去窥测根子”很难与“认识自己”完全对立起来。有时候人们需要有“拨弄污泥，去窥测根子”的勇气，因为那个沉睡的地带也许正是自己记忆的禁区。《终结的感觉》的叙述者就是不断在记忆深处中挖掘，冲破自己不知不觉间设置的障碍，最终听到了“纯洁的新乐音”。他跳脱出狭隘的自我，开始从他人的角度来观察、分析自己的历史，并且变得具有同情心。
早在80年代，巴恩斯就凭他为数不多的几部小说跻身英国一流作家的行列，我国英语文学研究界早就对他寄予厚望。1997年出版的《英国小说研究》第四卷《现代主义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收有阮炜先生论巴恩斯和他的成名之作《福楼拜的鹦鹉》（1984）的文章。
巴恩斯在牛津就学时读的是“现代语言”专业，主修法语。《福楼拜的鹦鹉》展示出巴恩斯在法国文学上的精湛知识，深得法国人好感，出版那年获法国梅迪奇奖，数年后作者还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文学艺术军官勋章。可以说他在法国是最受欢迎的当代英语作家之一。巴恩斯曾任《纽约客》的伦敦通讯员，在美国也拥有大量读者。以笔者之见，巴恩斯是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终结的感觉》叙述者托尼•韦布斯特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年龄应该与巴恩斯差不多，在上世纪60年代上的大学。小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托尼对学生时代的回顾（也夹杂了四十年之后的评点），主要讲他中学与大学的生活。
托尼在中学里有两个好朋友，形成三人帮，他们的手表表面从来戴在手腕内侧，后来这“铁三角”增加了艾德里安•芬。艾德里安智力超群，他喜爱的作家是加缪和尼采，可见高出同学一截。他在课堂上的表现如此出色，看来是读书的好料子。艾德里安的母亲早就离家出走，父亲一人抚养他和妹妹。小团伙里的同伴用粗鲁的语言追问艾德里安，他母亲究竟为什么离开，艾德里安不知道，他的回答十分平和。他说自己“爱母亲，敬重父亲”。奇怪的是艾德里安没有因为成长于单亲家庭而愤世嫉俗，怨天尤人。反之，他待人接物显得比“铁三角”中的成员都要成熟，对少年人故意冲撞的用语，他小心回避。他获得奖学金进剑桥，大家并不意外。
中学毕业后，托尼到布里斯托尔读大学，很快就交上了维罗妮卡，一位学西班牙文学的女生。他曾经把自己的女朋友介绍给中学里那几位朋友，一起在伦敦留了影。有一次托尼应邀到维罗妮卡家度周末，那是一次让他难以忘怀的经历。托尼带的皮箱偏大了，维罗妮卡的父亲借此开玩笑，很不得体，他的一系列语言都有故意伤害托尼自尊心之嫌。托尼意识到自己家庭背景不及女友，感到有点羞愧。维罗妮卡家是独栋房子，位于比较殷实的肯特郡，她父亲还是公务员，那在英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而托尼压根儿没有提及他自己的父亲，想来是他的自卑在作怪。托尼做客时因自卑更加拘谨，然而只有维罗妮卡的母亲使他感到一丝温暖。托尼究竟爱维罗妮卡吗？从托尼早期的回忆来看，他对这位身材娇小的姑娘的兴趣主要停留在生理学层面上，性冲动说来就来，情感之流却是受到压制的。他认定维罗妮卡是处女，仅仅因为她不愿意和他上床。并不合理的推断会被下意识地误解为“事实”，一旦“事实”崩塌，心理上就无法承受。
他们最终还是上床了，但是在托尼的回忆里是这样表述的：“我们分手以后，她和我上了床。” 对托尼而言，那次经历太重要了，然而他的叙述十分简略，可见他是不大愉快的。托尼没有告诉读者他的重大发现以及随之而起的不快，这一点逃不过读者的眼睛。维罗妮卡有一点如何安全做爱经验，这让托尼无法忍受。但是他没有说。巴恩斯在关节处留白，这是他的高明。实际上两人上床并不是在分手之后，而是在分手之前。托尼颠倒时间次序，图的是自己的方便：他不必因做爱而负有责任，以更明确的语言来界定两人的关系。维罗妮卡意识到了他的畏缩与自私，说：“你可以相信任何你愿意相信的事情。”
两人居然就这样在上床后立即分手了，维罗妮卡感觉极坏，不过她并没有记恨。维罗妮卡的慷慨可以从这件事上看出来：大学最后一年，艾德里安写信给托尼，表示想跟维罗妮卡交往，希望征得托尼的理解与同意。这封信本来是善意的见证，如果托尼回信，做出一些友好的表示，他们可以继续做朋友，结束托尼制造出来的他与维罗妮卡之间的敌对。但是托尼对这封本来不应引起误会的信件做了很多猜想，断定是维罗妮卡“想让我知道，她，维罗妮卡，是如何以旧换新的：换成了我最聪明的朋友，……，同时，也为了警告我：如果我打算去见艾德里安，她也会悠然到场——很明显，这是想让我不要和艾德里安见面。” 他习惯于从最坏的方面来认识别人的动机，一而再，再而三。
这是他的自白：“我觉得我有一种生存的本能，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也许这就是维罗妮卡所说的胆小吧，但我称之为温和。”他回了信，并且交代了大致内容：他的顾忌和告诫，然后是他的祝福。他决心再也不受这两人的干扰，要把他们从自己的生活中清除出去。托尼自己受到了非正常情绪的伤害，但是他却断定维罗妮卡“很早以前一定受过伤害”。他并不是完全无意识的。他知道，很多人做出一个本能的决定，会找出一些大道理来解释自己的决定，并将结果称为常识。然而，托尼关于自己那封回信的记忆是否有误？
就在他大学毕业不久，传来艾德里安在剑桥自杀的消息。在这样的时候，他应该向维罗妮卡表达哀思，但是他是这样想的：“她肯定会觉得我很虚伪。如果我联系她，她要么会对我不理不睬，要么就会扭曲事实，那样我更没办法理清头绪了。”
小说第二部分是主人公退休之后的叙述。托尼志愿管理住处附近一家医院的图书室，穿梭于病房送书、收书。但是有一天，他的生活变了：他收到了法律事务所来信，原来维罗妮卡的母亲去世了，她五年前立下了遗嘱，要遗赠托尼五百英镑，并要把艾德里安的日记转给托尼保管。为什么有这笔遗赠？为什么维罗妮卡的母亲有权支配艾德里安的日记？正是这些问题启动了托尼对自己过往历史的修正，寻回了被记忆扭曲、删改甚至完全抽毁的片段。
无非出于好奇，他想知道维罗妮卡和艾德里安后来的生活，更想从维罗妮卡那里索取法律上说现在应该属于他的艾德里安日记。托尼又与维罗妮卡联系，即使碰了钉子，还是不依不饶。维罗妮卡不堪其扰，当面交给他一封信的复印件，那就是托尼当年写给艾德里安的所谓告诫与祝福。信上处处是平庸的恶毒，如不是亲眼所见，托尼难以相信。此时他带着羞愧回忆往事。多年封压住自己记忆的那块青石板渐渐被移开，托尼“拨弄污泥，去窥测根子”，开始真正认识他自己。
他的记忆之城出现了裂痕，原来坚实的地基动摇了。记忆作弄人，只说明时间是宰制一切的神力：“时间先安顿我们，继而又迷惑我们。我们以为自己是在慢慢成熟，而其实我们只是安然无恙而已。我们以为自己很有担当，其实我们十分懦弱。我们所谓的务实，充其量不过是逃避现实，绝非直面以对。”托尼突然明白，他以往的人生故事是讲给人听的，更是讲给自己听的，免不了有很多下意识的调整、修饰和剔除。维罗妮卡和艾德里安决定写信给托尼，告知他们的恋爱关系，绝非故意为之的残酷之举。托尼自问：
我为什么要[在回信中]表现出很愤怒呢？因为受伤的自尊、考试前的压力、孤立感？这些全都是借口而已。不，我此刻没有感到耻辱，或者愧疚，而是我生命中很少有过的、比前两者更强烈的感觉：悔恨。
托尼在自己这封粗鄙的信面前低下头来，他向维罗妮卡真诚致歉，并通过搜寻记忆深处角落里的点点滴滴来建构一个新的自我。原来他关注的焦点总是自己，现在他打听四十年来维罗妮卡和她家庭的境况。她父亲过世后，母亲把房子卖了，在伦敦买了公寓，后来收了房客。这些虽然是简约得不能再简约的陈述，而且没有任何抱怨或感伤，读者却不会不意识到一家人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变化。维罗妮卡自己的居住区也是各种肤色的人杂居的，那区域在一般伦敦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必明言。
新的细节的涌现还使托尼想到别人。中学同学罗布森因女友怀孕自杀了，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妈，对不起。”当时“铁三角”听到这消息非但毫无触动，甚至还妒忌乃至怨恨罗布森：为什么你这个小子有福气把女生肚子搞大？他们猜测死者的女友究竟是一本正经的处女还是脏婊子。现在托尼由自己的经历想到当年那位从未谋面的姑娘，想到她所受的压力，她的痛苦和社会对她的歧视，想到她腹中的胎儿如生下来已经年近五十。这时他想请求她原谅自己和朋友们的冷漠和恶毒，尽管她完全不知道。
最重要的是他渐渐想起一些朦胧的情愫在他和维罗妮卡之间萌发。有一天晚上，从来不喜欢跳舞的维罗妮卡心血来潮，竟然在他房间里踩着留声机上播放的歌曲拍子轻盈起舞。她跳得优美，让人怀疑她学过芭蕾；她跳得投入，“转啊转地就撞到我身上来了”。可是当时的托尼却是拘谨的，大概还在担心维罗妮卡嫌他音乐鉴赏的档次偏低。
同一件事出现于两个部分，内容却不能吻合。小说开头有六个场景，第四个是：“——一条河莫名地逆流而上，奔涌跃腾，在六七缕追逐的手电筒光线照耀下破光粼粼”。同样的场面又出现于小说收尾处，可见它特别的分量。在年轻的托尼的叙述中，某晚他和同学们到布里斯托尔旁的塞汶河河边观潮。他的记忆是这样的：“我们一干人在河岸上一直等到午夜以后，终于，等待获得了回报。”然后是小说中轰然作响的潮汐描写。维罗妮卡一直不在场。但是在四十年之后的回忆中，缺席的维罗妮卡出场了：托尼和维罗妮卡两人一起坐在河边一块湿漉漉的毯子上，手握着手，溶溶月色下潮汐汹涌卷来。同去的朋友们打着手电筒追随潮汐消失在夜色之中，他们两人依然在老地方坐着，谈论着世上不可思议之事。那天出行时，维罗妮卡还带上一只保温瓶，装满热巧克力饮料，想必是为她和托尼准备的，两人可以从同一个杯子里饮用。为什么前后记忆出现如此巨大的偏差？对此，小说的开端有所交代。那是第五个场景：
——另一条河，宽阔而灰暗，一阵狂风搅乱了水面，掩盖了河的流向。
读完小说回到第一页，我们才明白这句话可能喻指托尼自己的生命之河，他的黑暗的自我，他意识层面之下的潜流。这“另一条河”在隐约规定着四十年前托尼的选择，使他永远失去了生活中的一种可能性，并且间接为相关人物（包括维罗妮卡和艾德里安）的命运负责。觉醒之后的“新乐音”让人感到温暖，它带来新生，也带来别样的痛苦。小说的“终结”表达了叙述者托尼的不安，也令读者不安：“有累积。有责任。除此之外，还有动荡不安。浩大的动荡不安。”
这条“宽阔而灰暗”的河流也可以象征艾德里安的情感世界。艾德里安究竟是怎样的人，依然不很确定。表面上看起来他见识不凡，极其冷静而富有理性，最后走上自杀之路，仿佛全部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和意志。这只是托尼的印象而已，绝非艾德里安人生故事的全部。为了保留悬念，这篇序言不涉及小说最后披露的情节。
对一位上世纪60年代的中学生而言，艾德里安的历史观是非常新潮的。历史既不是胜利者的谎言，也不是失败者的自欺欺人，也许，“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是历史。”我们可以说，巴恩斯几十年来都在试图回答英国史学家E. H. 卡尔提出来的问题：什么是历史？在讨论谁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负责的时候，艾德里安说：“这一整个追究责任的行为难道不就是一种逃避吗？我们责备某个个人，其目的就是想为其余人开脱罪责。或者呢，我们归咎于历史进程，是想为一个个个体免责。抑或将一切归咎于一片混沌，那结果也一样。在我看来，似乎有——或者曾经有—— 一条个体责任链，所有责任不可或缺，但此链并非无限之长，不然谁都可以轻率归咎于他人。当然，我想要究责，这或许只是反映了我本人的心境，并非对事件的合理分析。”
因此，各种历史故事难免经过写作者的中介和建构：“我们必须了解历史学家的历史才能理解此刻放在我们面前的历史版本。”就《福楼拜的鹦鹉》来说，读者要了解故事的真相，还得进入叙述者、退休医生布雷斯科特的情感生活。在该书卷首，巴恩斯引用了福楼拜在致剧作家费多信中一句带有反讽意味的话：“当你为朋友立传时，一定要做得像你在为他报仇雪恨那样。”很多传记确实像是出自传主好友的手笔。司马迁为屈原、贾谊作传，何尝不是在为他们报仇雪恨？不是为他自己报仇雪恨？下意识地在传中为朋友报仇，是把意愿等同于事实。福楼拜这句话说明他不仅怀疑单一视角，而且怀疑历史是否可靠。然而常人读书往往被书上的文字牵着鼻子走。《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1989）是巴恩斯的另一部杰作，小说一开头就颠覆了最权威的故事：《旧约•创世记》中的挪亚方舟。讲故事的细微的声音来自方舟上藏身于船体的木蠹。挪亚虚构出上帝以及上帝与他的契约，为的是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为的是可以[永远]借着上帝的名义压迫或消灭他自己不喜欢的周边其他部落和民族。他才是真正的暴君。在这部书的“二分之一章”中，讨论着“爱”的主题的叙述者说：“我们编造出故事来掩盖我们不知道或者不能接受的事实；我们保留一些事情真相，围绕这些事实编织新的故事。我们的恐慌和痛苦只有靠安慰性的编造功夫缓解；我们称之为历史。”在《终结的感觉》里，托尼所面临的任务是透过记忆的迷雾认识他自己的“编织”，他那几乎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潜意识中“安慰性的编造功夫”。
末了再提供一些与此书相关的花絮。巴恩斯这部新作是献给“帕特”的，即他夫人帕特•凯伐纳（巴恩斯在《福楼拜的鹦鹉》，之前出版过几本犯罪小说，都用了“丹•凯伐纳”的笔名）一位著名的文学经纪人，2008年10月死于脑瘤。小说家马丁•艾米斯（《幸运的吉姆》作者金斯利•艾米斯之子）一度也是凯伐纳的主顾。90年代中期，马丁•艾米斯中断与凯伐纳的合同，他与巴恩斯之间不免产生一点嫌隙，一时成为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关注一下艾米斯关于穆斯林、伊拉克的言论，不难知道艾米斯与巴恩斯道不相谋。艾米斯不会从木蠹的角度来挑战自以为蒙上帝之恩的挪亚的权威话语。《终结的感觉》是帕特•凯伐纳逝世后巴恩斯的第一部小说，获2011年曼—布克奖，也可以让作者告慰亡妻。还要说一下，这一届曼-布克小说奖评委会主席是身份非常特殊的斯泰拉•雷明顿。她多年服务于英国军情五处，1992年任该处主管，1996年退休，出版了回忆录《公开的秘密》和侦探小说数种。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国家级情报机构主管有如此难得的文学才能，在各国是少见的。“9.11”后，雷明顿曾批评美国，称布什政府反应过度。
《终结的感觉》也可以理解为巴恩斯对著名学者弗兰克•克莫德（1919—2010）的追忆。克莫德的批评著作《终结的意义：小说理论研究》（1967年，2000年再版）讨论的是末世论思维与阅读、写作小说的关系。克莫德认为，对终局的预测反过来会影响到对初始和中间阶段的理解，或者说，故事的结尾使得前面发生的一切具有意义。在巴恩斯这部同名小说第二部第一页，托尼设定自己站在未来的某一点回望过去，体会岁月或时间带来的新的情感。可以断定，巴恩斯得益于克莫德四十几年前的小说理论。但是对人写的历史的真实性，巴恩斯也许更加悲观：如果每个人都有私密的、未曾记录的历史，而“我”以及“我”的记忆又受制于时间，史学家怎么才能讲出可信的故事来？好在他竟从怀疑主义出发，让过去的深井发出确确实实的“新乐音”。
